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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烟云》

一月 9th, 2008
尔维诺无疑是最勤于思考,最富于天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让你赤裸裸的感觉到 “我的智商离这个人实在太远了”,对,是智商,并不是仅仅指作家通常应该擅长的’才情‘。这种感觉每次在我深陷其书卷中时,都不由自主的席卷我的心灵深 处,如同无根而起的龙卷风,纵然无法细述其来由,但是同样避无可避。

      或许,勤于思考,会使作品总是追求着深刻;而天才般的智慧,却同时足以令作品能做到收放自如,不晦涩,不难读。深刻得让人眩晕,却不拒人千里之外,反而想要尽自己的力量探身而入的作家,低头便能想到的,只有两个:博尔赫斯,还有卡尔维诺。

       把作者本人近乎学术论文的公开信件作为前言放在这个版本的《烟云》之中,实在是妙笔。
       先读前言,再读正文,足以让读者留心体察作者行文之中的匠心独具之处,看到那些看似随意的一词一句,一幕一景,是如何以中国园林布局般的细致或粗放相得益 彰的构建出近乎完美的篇章,对于无论是有心成为一名写作者还是希冀成为一名“理想”的读者的人,都是极有益处的。

        先读正文,再回过头来读前言,则会让人感叹于作者哲人般的眼光和智慧,感叹于文字的伟大,小小笔端竟然当真能够描绘出那会于心却难以表于言的情境,竟然真 的能够做到对现实的提纯、抽象、重塑。而《烟云》本身,能够帮助阅读者仿佛透过透镜窥看到卡尔维诺想表达的真实,这一刻的幸福,恐怕是除了阅读之外,任何 方式都无法给予的,不,是绝对无法。

         正是有着这些作品,文学才有其存在的本质的意义。

       把《阿根廷蚂蚁》和《烟云》合为一册出版,是卡尔维诺自己的意思。这种对比的阅读,更加是难得的机会,让人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作者的变化。记得读汪曾祺的作 品集时,看到集子里面前前后后的往往把小说的好几个版本都收入了,例如,同样写于二三十年代,相隔几年的《复仇》还有相隔了几十年,横跨解放、文革的《异 秉》,这种奇妙的对比,对于有心探究的读者来说,简直如同拿到了珍稀的标本般可贵。

      《阿根廷蚂蚁》对于《烟云》的意义也是如此。

       卡尔维诺指出,《蚂蚁》和《烟云》是如此的类似,都属于那一类,一不小心就会写的越来越不像小说的散文甚至社会政治论文之类的作品。两者同样反映的是各种 人物面对着自身根本无法解决的庞大的外在问题,迥异的处理方式,反映出的迷茫或者无助,甚或由其中衍生的荒诞感都是那么的相似;而两者结尾都同样用富于田 园牧歌般的情景表达出,”事情存在着解决的可能“这样的一抹亮色——高明之处也许就在于,他只是指出(甚至在前言中强调),事情远未解决,甚至有效的方法 都谈不上,唯独揭示的不过只是:事情并非全无解决的可能,我喜欢这样悲观的亮色。

       但是无庸多说,我更喜欢《烟云》,我的感觉是,《烟云》是一部更高程度上抽象的诗歌般的作品。
       
        卡尔维诺的笔触,在这个短篇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挥洒自如,简直只能用”化境“来形容。就像他自己指出的,那些细致描写的部分,例如对于烟云细致入微的形容, 对楼下饭店喧闹的杂音,作者是把自己的主观感官细细揉碎的埋入了那些看似客观的精致形容里,仿佛真的能够看到他贴近纸面,用‘细小’的字母在斟酌推敲着前 进;而对于那些感情充沛的段落,例如主人公和克劳迪亚打电话时的那段,当我读到他用一跃而过的豹形容克劳迪娅的声音时,彻底为之倾倒,此刻浮现眼前的仿佛 是卡尔维诺大开大阖,激情澎湃的写作姿态。我对卡尔维诺了解不深,仅仅只是读过他几个长篇,连他的创作年表也不甚了解,但是我主观的相信,《烟云》时期的 卡尔维诺,即使未到顶峰,却也必然处在一个蓬勃向上的黄金时期,因为《烟云》是那样富于生命力的作品。

       回到作品的真正的主人公,烟云上来吧。笼罩了整座城市的烟云,往往被人们直接解读成了工业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作为工业时代的副产品,侵入每个人的生活 的,小说里的每一个人,不论着墨多少,仔细一想,卡尔维诺所描写的其实是他们对于烟云的态度。有贼喊捉贼的、有掩耳盗铃的、有盲目乐观的、有徒劳挣扎的, 有资本家、有工会代表、有普通群众等等等等——然而这一切,落在明明有着洁癖,却能够用一种奇怪的类似‘局外人’的矛盾性的冷静看待的主角眼里,得到的是 一个近乎冷酷的结论:“这一切都是徒劳,没有意义的事情”。

    然而,这烟云绝对不仅仅只是烟云,对比《蚂蚁》就不难看出,这烟云也许喻示的是人、社会所面临的那些种种覆盖一切,无可摆脱的问题的抽象体。《烟云》较之 蚂蚁而说,是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卡尔维诺自己也说,《阿根廷蚂蚁》取材的是曾经实际发生过的一次著名的蚁害事件。读《阿根廷蚂蚁》,就我来说,感觉不到 如同前者那样的诗意,无论是行文还是情节人物,都显得更实在一些。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工业化的烟云,是人类社会自身的产物,人在与烟云抗争的同时,却 也在不断的制造着铺天盖日的烟云——因此《烟云》所揭示的内涵,似乎更加的耐人寻味。

    《烟云》是耐读的小说。耐读,是指能够被一个人反复的读,而更重要的是,能够被许许多多经历想法不同的人来读。我相信,每个喜欢《烟云》的人,掩卷之时, 恐怕都会回味起生活中笼罩着自己的烟云,从这小说中咀嚼出些许的苦笑来——不过文末的略显惨淡的亮色仍然可以稍稍宽心:

“……田野在阳光下呈现绿色,饱涨着淡蓝色泡沫的水向远处流去,虽然这一切极其平常,但对我这个只想看到某种景色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保有希望的同时,知足常乐,足矣。

昔日重来

十二月 3rd, 2007
天杭州天气不错,虽然下午又起了点风,坐在杉木高耸的植物园里,裹紧衣服也仍然能感觉到一丝凉意,不过仍然是个烧烤的好日子。

以前部门的部门活动,一大帮人冲到植物园里面烧烤,也叫上了一年甚至快两年前离职奔到上海的同事——也包括我。

东西准备的是在太多了,一箱一箱,以至于走的时候,还连搬带扛的。更加奇妙的是,看着一桌热热闹闹的拱猪还有那些带着狡黠微笑的下军旗的老搭档们,就仿佛是这群人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和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部门活动无异。

吃的很饱,空气也透着冬天特有的干爽。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看见这群人聚在一起了。

居然发现有个32卷本的《沈从文全集》

十一月 30th, 2007
要下下来..我要啃..只是想想真是爽啊,不知道读到什么时候去了.

不过,熟悉的关键字袭来:论坛,积分、0、请、返回….我俨然要沦落回灌水下书的地步了。

关于《马桥词典》

十月 15th, 2007

了很久的《马桥词典》,并不厚的书,因为放在家里,每周回去时,拖出来便翻一下,以至到现在都还没有彻底看完,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这本书。

我甚至并不敢说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因为我某种意义上根本没有对其做客观评价的资格,因为如同乡音,湘菜,骨子里先天烙下的东西,让我根本无法拒绝它,乃至一开始就沉进去。

这貌似是一部长篇。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我觉得更像是一部散文集。

韩少功也谈到过,他想用这些词条和意象,去打通一些东西,比如,打通马桥和世界,或者说打通过去和未来,由小见大,然而又绝非是简单粗暴的说理式的拔高意境,他的文字很让人舒服,也许正因为他的谦卑,一花一木,一个看上去再普通卑微的农民、在他笔下都有着其存在的独特性和伟大。

还是要感谢沈从文先生,读他的书以前,我对中国自五四以降的大部分小说都是敬谢不敏的,然而读过他之后,才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狭隘判断和浅薄认识,才开始慢慢的去接触少量的作品,例如我读到了汪曾祺,例如我读到了韩少功。倘若湖南的文学果真自离骚以降的所谓‘伟大的传统’,韩少功或许可当其一环。

当然,对于我来说,《马桥词典》意义不仅如此,我还从里面第一次知道了那么多自己以前用的烂熟却偏偏写都不知道怎么写的用字,用词。

比如:

稀下的(当年同学间颇流行用‘西夏的公主’来形容对方….)

醒崽

嬲~ (虽然发音或者有少许不同)

火焰低(曾经有一个女生绘声绘色告诉我她多次看见将死的亲友的诸多事况时,颇自怜的说家里老人结论是她天生火焰太低,可是我一直听成了‘火眼太低’……)

了难

夷边

归元

等等等等….

读到这些,如同有质的事物在敲击着我的记忆,如何能不深刻呢?

传承的感动

十月 14th, 2007

直想写点什么,就在读过沈先生的《凤子》之后,更在读过汪曾祺的《关于受戒》之后。再想想,似乎更多的说,不如读读先生们自己的文字。

左翼文学一度在中国的文学界占有了绝对的优势,或者按照流行的说法,占据了话语权。沈从文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当时的他可以说是按照他固有的倔脾气,唱起了反调,顽强的固守他的美学理念,而作为他学生的汪曾祺,在80年代,可以说同样首倡起了美的反思。

《凤子》题记:

“这种时代风气,说来不应当使人如何惊奇。王羲之、索靖书翰的高雅,韩幹、张萱画幅的精妙,华丽的锦绣,名贵的磁器,虽为这个民族由于一大堆日子所积累而产生的最难得的成绩,假若它并不适宜于作这个民族目前生存的工具,过分注意它反而有害,那么,丢掉它,也正是必需的事。实在说来,这个民族如今就正似乎由于过去文化所拘束,故弄得那么懦弱无力的。这个民族种种的恶德,如自大,骄矜,以及懒惰,私心,浅见,无能,就似乎莫不因为保有了过去文化遗产过多所致。这里是一堆古人吃饭游乐的用具,那里又是一堆古人思索辨难的工具,因此我们多数活人,把“如何方可以活下去的方法”也就完全忘掉了。明白了那些古典的名贵的与庄严,救不了目前四万万人的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作者感到了自己与自己身后在这块地面还得继续活下去的人,如何方能够活下去那一些欲望,使文学贴进一般人生,在一个俨然“俗气”的情形中发展;然而这俗气也就正是所谓生气,文学中有它,无论如何总比没有它好一些!
不过因为每一个作者,每一篇作品,皆在“向社会即日兑现”意义下产生,由于批评者的阿谀与过分宽容,便很容易使人以为所有轻便的工作,便算是把握了时代,促进了时代,而且业已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简单一点说来,便是写了,批评了,成功了。同时节自然还有一种以目前事功作为梯子,向物质与荣誉高峰爬上去的作家,在迎神赶会凑热闹情形下,也写了,批评了,成功了。虽时代真的进步后,被抛掷到时代后面历史所遗忘的,或许就正是这一群赶会迎神凑热闹者。但是目前,把坚致与结实看成为精神的浪费,不合时宜,也就很平常自然了。
本书的写作与付印,可以说明作者本人缺少攀援这个时代的能力,而俨然还向罪恶进取,所走的路又是一条怎样孤僻的小路,故这本书在新的或旧的观点下来分析批判,皆不会得到如何好感。这个作品从一般读者说来,则文字太奢侈了一点。惟本人意思,却以为目前明白了把自己一点力量搁放在为大众苦闷而有所写作的作者,已有很多人,——我尊敬这些人。也应当还有些敢担当罪恶,为这个民族理智与德性而来有所写作的作者——我爱这些人!不害怕罪恶为缘的读者,方是这一卷书最好的读者。”

《关于<受戒>》:

“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并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
我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作品的话。一个不长的短篇,也没有多少可说的话。《小说选刊》的编者要我写几句关于《受戒》的话,我就写了这样一些。写得不短,而且那样的直率,大概我的性格在变。
很多人的性格都在变。这好。”

还有汪曾祺的自序提到: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一脉相承,虽然看到‘和谐’这个词,不由自主的有点不自在,仍然感动。

2007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

十月 12th, 2007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10月11日当地时间下午13时(北京时间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

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授予多丽丝·莱辛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她的史诗性的女性经历。”

多丽丝·莱辛出生于伊朗,她的父母是英国人。她的主要作品包括《青草在歌唱》(1950年)、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以及《四门之城》(1969)、《金色笔记》(1962年)。她获得的奖金额将达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5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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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听说村上也得到了提名,虽然我从来不信他会拿到诺贝尔文学奖——他不够晦涩,哈哈。

柏杨《中国人史纲》 笔记(终)

七月 30th, 2007

同我把书还给同事时所说的,最后一段史纲,看的我很郁闷,很郁闷。

那段黑暗沉痛的历史,再次翻出记忆的时候,并未因为曾经熟知而让人稍减难过。

中华民族诚然是有着灿烂历史文化的民族,但是在我们惯常的教育中,却有意无意的忘记了告诉学生们,或者说忘了强调这一点,中华民族其实也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柏杨是一个如同鲁迅先生讲过,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度中国人的、有主见和良知的写作者,也唯有这样的作者,能写出《丑陋的中国人》;同时,他也不吝于把最赤诚的爱与尊敬献给那些在漫长的黑暗时期、在军阀屠杀、天灾肆虐、苛政压迫下的苦难然而富有智慧和忍耐力的普通人民。

读《中国人史纲》,或许作者的确无法做到真正的冷静客观,但是对于素来天性和热情被压制得死死的中国人来说,读读这些滚烫的浸透了血和泪的、有着辛辣的抑扬的文字,何尝不是好事呢?

柏杨《中国人史纲》 笔记(5)

七月 27th, 2007

近读到了宋元明。自然心情会比较沉重,在柏杨的笔下,这连绵数百年的时期,正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从宋朝时代保守估计领先于西方100年的文明优势,到19世纪时,中国相较于西方近乎愚蒙的落后,根基就在这几个朝代混沌黑暗的统治之上。

宋朝时期,政府的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而且举措失当毫无信义,当战时不战,当和时不和,军队昏聩不堪一击,却偏偏屡屡背信弃义去撩拨强敌,不能不让人想到汉朝时期的夜郎之辈,尤其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军队软弱的根基就在于自‘杯酒释兵权’开始的‘将兵不相熟’的宋朝统治者的政治思路——看到岳飞的岳家军,以及那些民间兴起的反抗力量,短短几年,令战斗力焕然一新,不能不觉得这是民族潜力何其之大。提及岳飞时,柏杨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提到他的字和词,哪怕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说,都是第一流的。中兴四将,可叹只是未能中兴,柏杨对于赵构乃至那些伪名臣伪明君们的辛辣鞭挞,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让人切齿的。

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宋神宗,柏杨赞为史上少有的明君,按理说,他的努力并未克全功,然而就凭他虽出身深宫,但却有着少有的眼光,以及在变法过程中较为坚定的立场,却的确不多见,而王安石变法对于宋朝国力的振兴,也被柏杨从层层史书恶贬中描拓了出来。至于司马光,这个我们多数人敬仰的名臣,透过一些事实来看,却的确有些让人失望。这样说起来,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前者可以更加明显的表达喜恶和立场吧。

宋朝对蒙古以卵击石的挑衅终究让蒙古改变了只让它做属国的打算,转头吞并,而在那些软弱相毕露的满口忠君爱国士大夫中,木秀于林的南宋三杰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纵使不说他们有多么高的才华,单凭那股照耀千古的气节,好歹还算为读书人争了脸面。

唯一觉得有点主观的地方是,柏杨突出批判了宋朝的软弱和军事政策的失当,但是,这种政策客观上杜绝了一直存在的朝廷内乱、藩镇反叛、军阀混战的情况,为民间各方面的休养生息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而导致了宋朝时期科技文化商业各方面的充分发展——而不应当如同柏杨说的,很奇怪的,在人民的努力下,在这样一个糟糕的政府下,居然社会得到了发展等等——当然,软弱的军事和昏聩的外交是后来对汉族人民来说是地狱般的元朝统治的直接原因,这点,宋朝统治者绝对是难辞其疚的。

到了元朝,作为殖民地的中华土地上,人种和职业的等级分类,算是狠狠的抽了道学家们的耳光——蒙古、中亚、北人(原蒙古统治下北方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南方汉人)依序而下,被粗暴吞并后的汉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奴役;而在九种职业的贵贱里,儒家排在第八,它的上一位是娼妓,它的下一位是乞丐——蒙古人无法理解,怎么会有这种只管读书和专门做官的职业存在,虽然或许矫枉过正了,但是读读在昏聩的时代里,那些让人气闷的读书人的行径,看到这里,竟然不厚道的一快。

接下来就是风起云涌的民间起义和抗争。不可一世的蒙古汗国,在连续三代不可多得的天才般的可汗之后,终于开始失去了上天的眷顾,而恰此时而起的起义军已经可以对元帝国造成致命的打击了——遗憾的是,最后的胜利竟然落入了被柏杨评价为‘心理和性格有着极其阴暗一面’的朱元璋手里,‘革命群众和民间力量’错误的选择他们的领袖,就必然要付出代价。中国从此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明朝时期,不可理喻的株连式的大屠杀、开了闭关锁国的滥觞、为了集权政治而陷入了空前的宦官政治(联想到汉朝时期同样为了皇帝的集权统治而陷入的类似的境地,不由认识到,从历史学习经验是多么的难得)、程朱理学终于巩固了地位并开始了根深蒂固的思想统治,明朝几乎是中华民族失去了一切光明性而把一些近于劣根性的渣滓翻到了最上层,何其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