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闲话

我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由来已久，模糊间只能记得大概是刚进大学那会就着了迷。所以说，看书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书或者作家，须知，换个时间和心境，所引起的效果会截然不同。比如说，假如现在我才第一次读狄更斯或者大仲马的书，那么他们在我心里造成的喜爱和亲切恐怕还会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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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的慢船》是村上众多絮絮叨叨，并且最终依然导向“无解决”短篇之一。记得村上似乎在某个采访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的印象时，除了提到自己不爱吃中餐之外，也以这篇小说为例说明自己对于中国朦胧的向往和想象（时间太久，已经记不太清楚细节了。）文中散文般的描写了自己和曾经的中国裔的同学，朋友交往的往事。那种外来族群的疏离和孤独感，就算不放在中国人身上——例如放在韩国，朝鲜身上也亦然。事实上，我感觉，电影《Go大暴走》所表达的东西，在骨子里就和小说有着相通的地方。

但是，唯一让我有点疑惑的是，这个名字的由来。故事里，当然一如既往的不含有任何真正的小船。而说服自己是村上他凭空捏造这么个名字，又总觉得不当。究竟有什么典故？我不得而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姑且把它当作是村上的原创了。直到我读到《在路上》的这么一段：

天哪，我离家三千英里，来这儿干嘛呀？我为什么来这里？我去中国的慢船在哪里？

这下算是说明了，这句话肯定不是村上原创的了。

于是开始猛搜，排除了漫山遍野的村上的小说条目之后，终于看到了起初的真相。

一首美国老歌——而这也的确是村上一贯的作案手法。

I’d lik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To get you and keep you in my arms evermore,

Leave all your lovers

Weeping on the faraway shore.

Out on the briny

With the moon big and shinny,

Melting your heart of stone.

Darling, I’d love to get you

On a slow boat to China,

All to myself alone.

唯独只有在仿佛慢慢晃向世界尽头的，去向中国的慢船之上，才能物我两忘的和两不相厌的心爱的人一道，紧紧相拥，看着天边的月亮呢喃，看着远远的海滩沉醉吧。

在足够遥远的火车旅途上，手上有一本足够厚的，有意思的书。也只有这样的感觉，才庶几能够一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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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本书，我确实有想谈些什么的冲动。

书来的不易，是H同学购于家乡她最喜欢的小书店，读完之后，在我厚着脸皮的请求下，又从北京寄到了上海。薄薄的一本书，就算购入后的里程，也超过了3000公里以上，算来也有71趟马拉松全程之多。然而，我们是没有资格油然生出什么骄傲之感的。

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只是翻开书卷，试图来了解：村上是怎样在不停的奔跑中来砥砺自己的肉体以及心灵的。

没有在第一时间入手这本书，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一开始就将它定性成了散文集——而我潜意识里对村上的‘散文’（如果像《村上朝日堂》以及那一系列和安西水丸合作的小册子当真算是散文的话）其实是不怎么待见的。那些用来见诸报刊专栏的小块文字，更多的时候是插科打诨，间或带着自嘲口吻来描述自己的闲散生活。当中或者真有能启迪人心灵、类似所谓‘鸡汤’的东西不成，这我可说不准，毕竟都是飞速扫过，权当是谅解村上在紧张的小说创作过程里用来润滑放松的把戏吧。

写这些散文的村上君，并非那个在我心里已经成型了的‘理想的’村上。算是我无礼的任性吧，我会不由自主的在书店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心里却蹦出一句西门吹雪的名言：“你不诚。”

《关于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却是让我意外的书，这部书的确不仅仅是散文，更应该说是自传。与其说是对自己跑步的记录，不如说是对于自身创作心路的记录。

它是村上审视自我的结果。它很诚。

译者换了，这并不是大问题，因为书本身就很‘纯朴’，行文立意，全然没有那些散文里的轻佻俏皮；流畅的文字加上会心处的‘留白’，读着读着，便有了正在读村上小说的感觉——而且风格是向着《奇鸟行状录》这种现实调调上靠的（那么神神叨叨的《奇鸟形状录》果然是‘现实’的？在我看来，它是村上作品里，现实意味最浓的小说之一），这让我读得相当的舒服。想必村上平时大可以做洒脱状，但是真写起自己的人生（或者按照日本的有些文案说法，自传？），依然会正经起来。

村上想严肃的时候，还是可以很严肃的——比如《雨天·炎天》，比如《奇鸟形状录》；或者说，即使是因为‘轻松’、‘潇洒’而开始追随村上的读者，在这么多年的阅读经历下来之后，恐怕都会慢慢发现，这家伙居然也变得越来越认真和严肃了。

《关于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则更赤裸裸的揭穿了真相，村上春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认真的作家。甚至，有些时候说刻苦都不过分。

文字和作品中看起来似乎才华横溢、佳句信手拈来的天才，实际上，往往可能是‘郊寒岛瘦’这样的苦吟者，例如，沈从文。他对待小说创作的态度，几乎是一种信仰一般的虔诚，也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天才。一文数稿，反复推敲是常事，甚至到了张兆和有时候不得不制止他的继续修改，免得他对完美的几乎‘病态’的追求，反而把作品修得过了头——这些东西在我慢慢了解之后，让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以千锤百炼的人力，去雕琢巧夺天工的‘自然之美’，实在太了不起了。

村上春树骨子里也有着这样的态度。《关于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就确凿的出卖了他，而从其中我们能读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读到，创作者（或者说人们）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去坚持奔跑，通过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来帮助自己实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读到，村上是怎样在年复一年的练习中切身领会到，所谓人有做得到的事情，也有做不到的事情（杨威利），而无论马拉松、铁人三项或者是写作，这些东西共同点就在于，其最终的效果，并非可以如同累积积蓄一样，通过严密的锻炼、有序的安排而确保的，而所有的准备，却依然是必须的；

我们可以读到，看似潇洒的村上，是怎样在自己的人生中，最终将文学确定成为自己的毕生的事业和目标，从而虽然嘴上或许不说，然而一切都为了这个自己所喜欢的事业而调整过来，包括跑步。

眼看着村上已经踏入了他人生的六十个年头了，其文学的生涯究竟是属于能在接下去的岁月里愈发灿烂，还是如同他所说的一些作家一样，开始所谓‘文学憔悴’的阶段，或许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对我来说，村上能否成为真正伟大的作家，在于接下来的人生中能不能有超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作品出现。

读罢《关于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至少有了一定的信心，看着并未配着《洛奇》主题曲去奔向夕阳的村上，用他苦修一般的精神去打磨自己的作品。

即使真的看不到期待中伟大的作品，作为他的书迷，希望我也能享受这些等待的岁月，享受站在道旁为埋头奔跑的村上加油的过程。

希望他能够跑到最后。

这几天，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奖的颁奖礼上的演讲，似乎成了很多媒体的焦点。纵观全文，态度鲜明，能有这样的演讲，要佩服村上的直率，也更要佩服以色列政府的大度。

演讲不长，观点也很明晰，简单，关于制度和个体的思考。也许不够厚重，并非“我在美丽的日本”，或者“我在暧昧的日本”那样级别的演讲文，但是足可见其性情。

村上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是越来越多了，其作品表现同样如此。

译文（根据原文，随手译就）

晚上好。

今天我是作为一名小说家来到耶路撒冷，而所谓小说家，素来就被认为是专业的谎言编织者。

当然，会说谎话的绝不仅仅只有小说家。众所周知，政治家也擅长这个。还有，视具体情况，外交官和将军们也会要说特定的谎话。还有汽车销售员，屠夫以 及建筑商们也都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他们的谎言还是有所不同的——没人会认为小说家的谎言是不道德的事情。事实上，对于小说家来说，他们创造的谎 话越大、越逼真、越精巧，反而会因此获得公众和评论家的赞誉。事情何以至此？

在我看来，原因应当是：通过讲述精巧的谎言——或者说，通过创造看上去真实的小说——小说家能够从中提炼出可以称之为真实的东西，并且让它彰显于世 间。在大部分情况下，想从现实当中捕捉到真实，并且精准的描述，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煞费苦心的把真实从深藏之所引导出 来，再把它诉诸于小说这种形式，并且最终试图揪住它的尾巴。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首先必须要搞清楚，所谓真实，究竟存在于我们身边的何处？究竟 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何处？而这，其实是想要编造出好的谎言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是今天，我却无意撒谎。我会尽我所能的真诚。一年中只有少数的日子，我是不用‘说谎’的，而今天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们事实。在日本，有相当多的人，建议我不要来此接受耶路撒冷奖。甚至还有一些人警告我说，一旦我来了，他们将发起对我的作品的抵制活动。而究其原因，当然就是正在加沙发生的激烈的战争了。根据联合国的报道，就在被封锁的加沙，有超过一千的牺牲者，其中许多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孩子和老人。

在得到获奖的通知之后，我多次的问自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前往以色列，并且接受这个文学奖，到底是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样的举动会不会造成这 样一种印象，即，我是在对处于冲突中的某一方表示支持，我赞同这个选择了将问题诉诸于武力解决的国家的政策。当然，事实绝非如此，同时，我自然也不乐见自 己的作品被抵制。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最终决定来到了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多人不赞同我这样做。而我，或许就和很多其他的小说家一样，总是倾向于去做那 些被告知‘不要去做’的事情。如果别人对我说——特别是，如果当他们‘警告’我时——“不要去那里，”“不要那样做，”，我总是倾向于“去那里”并且“那 样做”。你可以说，这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天性。

小说家是一个特别的品种。他们无法真正的相信任何未经亲眼所见或亲手碰触过的‘事实’。

而这就是我身在此处的原因。我选择了来到这里，而不是远远的置身事外；我选择了亲眼来见证，而不是眼不见为净；我选择了将我所想的告诉给你们，而不是保持沉默。

请允许我来传达一个信息，一个非常个人的信息。而它是我在写作小说时，心里常常在思考的东西。但是我从来未曾更进一步的把它写下来，或者试图把它贴在墙上作为箴言：因为，它其实早已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勉强要表达出来的话，那就是：

“倘若要我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个砸向这面墙的蛋之间做选择，我会始终站在蛋的这边。”

的确，无论这堵墙是多么的正确，也无论这个蛋是多么的错误，我都会始终站在蛋的这边。

换作他人，也许必须要就谁对谁错做一个结论；也许时间或者历史最终也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论其出于任何理由——去撰写支持墙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简单和清楚的。炸弹、坦克、火箭弹以及白磷弹，这些就是那堵高墙。而那些手无寸铁的，被碾压、焚烧、射击的平民，就是那些蛋。这就是这个隐喻的涵义之一。

但是，这不是全部。它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让我们这样设想吧。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只算是一只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被脆弱的表壳 所包裹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灵魂。我个人如此，对每个人皆然。而我们中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正在和一堵高大坚固的墙冲突着。这堵墙有一个名字：它叫做 “制度”。制度应当要保护我们的权益，但是有时候，它会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并且开始杀害我们以及迫使我们去杀害别人——无情的、高效的，以及有系统的。

我创作小说唯一的目的是：展现个体灵魂的尊严，并使其得以沐浴光辉。而故事的目的就在于敲响警钟，用来防止我们的灵魂被彻底搅入制度的巨网，并且彻 底失色。我发自内心的相信，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利用他们的小说，通过那些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故事、那些关于爱的故事、那些让人们恐惧战栗、让人们放声大笑的 故事，来使人们了解，并且尊重个体的唯一性。

而这就是身为小说家的我们，能够日复一日的，用异常认真的态度来锻造小说的原因。

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享年90岁。他是一个退休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兼职僧人’。当他在京都的研究生院时，被征召入伍并且送到了中国战场。作为一个 战后出生的孩子，我已经习惯了在每天早饭前，看见他在家里小小的佛龛前做着长长的，虔诚的诵经。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他告诉我，他是在为那些 死于战场的人祝祷，包括同伴和敌人。凝视着他佝偻在佛龛前的背影，我似乎能够看到盘旋在他身边的死亡的影子。

我的父亲去世了，随他入土的还有那些属于他的记忆，那些我并不知晓的记忆。但是那潜伏在他身边的，死亡的存在却牢牢的留在我的心里。这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少数几样东西之一，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样。

我今天只有一件希望向你们传达的事情。我们同属人类，无论国籍，种族以及宗教，而且，我们都是面对着那堵名为‘制度’的高墙的，外壳脆弱的蛋。

从各种角度上讲，我们几乎都必败无疑。横亘面前的墙是如此之高，如此之强——又是如此的冷酷。可是，如果我们当真还存在着那么一丝丝胜利的希望的 话，那么这束希望必然就是建立在我们对自身和他人灵魂的绝对唯一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的坚信之上，建立在我们通过紧紧连系我们的心灵，从而能够获得的温暖之 上。

仔细想一想吧。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有着确凿存在的，活生生的灵魂。所谓‘制度’并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制度’来控制我们。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制度’活转过来。不是‘制度’创造了我们：是我们创造了‘制度’。

这就是所有我想说的。

对于能够获得‘耶路撒冷奖’，我非常的感激。而我也很高兴，在世界各地，我的作品能够有如此多的读者。

我也希望能够向以色列的读者表达我的感谢之情。你们是我能来到这里的最大的理由。我希望我们能够分享一些东西，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而我，则很高兴今天能有这样一个讲演的机会。

非常感谢。

原文

Good evening. I have come to Jerusalem today as a novelist, which is to say as a

professional spinner of lies.

Of course, novelists are not the only ones who tell lies. Politicians do it, too, as we all

know. Diplomats and generals tell their own kinds of lies on occasion, as do used car

salesmen, butchers and builders. The lies of novelists differ from others, however, in that

no one criticizes the novelist as immoral for telling lies. Indeed, the bigger and better

his lies and the more ingeniously he creates them, the more he is likely to be prais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critics. Why should that be?

My answer would be this: namely, that by telling skilful lies–which is to say, by making up

fictions that appear to be true–the novelist can bring a truth out to a new place and shine

a new light on it. In most cases,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grasp a truth in its

original form and depict it accurately. This is why we try to grab its tail by luring the

truth from its hiding place, transferring it to a fictional location, and replacing it with

a fictional form.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is, however, we first have to clarify where the

truth-lies within us, within ourselves. This is an important qualification for making up

good lies.

Today, however, I have no intention of lying. I will try to be as honest as I can. There are

only a few days in the year when I do not engage in telling lies, and today happens to be

one of them.

So let me tell you the truth. In Japan a fair number of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come here

to accept the Jerusalem Prize. Some even warned me they would instigate a boycott of my

books if I came. The reason for this, of course, was the fierce fighting that was raging in

Gaza. The U.N. reported that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blockaded city of Gaza, many of them unarmed citizens–children and old people.

Any number of times after receiving notice of the award, I asked myself whether traveling to

Israel at a time like this and accepting a literary prize was the proper thing to do,

whether this would create the impression that I supported one side in the conflict, that I

endorsed the policies of a nation that chose to unleash its overwhelming military power.

Neither, of course, do I wish to see my books subjected to a boycott.

Finally, however,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I made up my mind to come here. One reason

for my decision was that all too many people advised me not to do it. Perhaps, like many

other novelists, I tend to do the exact opposite of what I am told. If people are telling

me– and especially if they are warning me– “Don’t go there,” “Don’t do that,” I tend

to want to “go there” and “do that”. It’s in my nature, you might say, as a novelist.

Novelists are a special breed. They cannot genuinely trust anything they have not seen with

their own eyes or touched with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is why I am here. I chose to come here rather than stay away. I chose to see for

myself rather than not to see. I chose to speak to you rather than to say nothing.

Please do allow me to deliver a message, one very personal message. It is something that I

always keep in mind while I am writing fiction. I have never gone so far as to write it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paste it to the wall: rather, it is carved into the wall of my mind, and

it goes something like this: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

Yes, no matter how right the wall may be and how wrong the egg, I will stand with the egg.

Someone else will have to decide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perhaps time or history

will do it. But if there were a novelist who, for whatever reason, wrote works standing with

the wall, of what value would such works b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metaphor? In some cases, it is all too simple and clear. Bombers

and tanks and rockets and white phosphorus shells are that high wall. The eggs are the

unarmed civilians who are crushed and burned and shot by them. This is one meaning of the

metaphor.

But this is not all. It carries a deeper meaning. Think of it this way. Each of us is, more

or less, an egg. Each of us is a unique, irreplaceable soul enclosed in a fragile shell.

This is true of me, and it is true of each of you. And each of u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is confronting a high, solid wall. The wall has a name: it is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supposed to protect us, but sometimes it takes on a life of its own, and then it

begins to kill us and cause us to kill others–coldly, efficiently, systematically.

I have only one reason to write novels, and that is to bring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soul to the surface and shine a light upon it. The purpose of a story is to sound an alarm,

to keep a light trained on the System in order to prevent it from tangling our souls in its

web and demeaning them. I truly believe it is the novelist’s job to keep try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each individual soul by writing stories–stories of life and death,

stories of love, stories that make people cry and quake with fear and shake with laughter.

This is why we go on, day after day, concocting fictions with utter seriousness.

My father passed away last year at the age of ninety. He was a retired teacher and a part-

time Buddhist priest. When he was in graduate school in Kyoto, he was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sent to fight in China. As a child born after the war, I used to see him every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offering up long, deeply-felt prayers at the small Buddhist altar in our

house. One time I asked him why he did this, and he told me he was praying for the people

who had died in the battlefield. He was praying for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he said, both

ally and enemy alike. Staring at his back as he knelt at the altar, I seemed to feel the

shadow of death hovering around him.

My father died, and with him he took hi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I can never know. But the

presence of death that lurked about him remains in my own memory. It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I carry on from him,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 have only one thing I hope to convey to you today.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transcending nationality and race and religion, and we are all fragile eggs faced with a

solid wall called The System. To all appearances, we have no hope of winning. The wall is

too high, too strong–and too cold. If we have any hope of victory at all, it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utter uniqueness and irreplaceability of our own and others’

souls and from our believing in the warmth we gain by joining souls together.

Take a moment to think about this. Each of us possesses a tangible, living soul. The System

has no such thing.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exploit us. We must not allow the System

to take on a life of its own.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us: we made the System.

That is all I have to say to you.

I am grateful to have been awarded the Jerusalem Prize. I am grateful that my books are

being read by people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readers in Israel. You are the biggest reason why I am here. And I hope 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something very meaningful. And I am glad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to

you here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读到村上春树曾经表示，大江和中上健次这一辈的作家的存在，曾经一度给了他这一批的新作家缓冲的余地和空间，让他们能够有一段时间无拘无束的进行文学领域上的探索，而无需背负上过多的责任。所以中上健次的逝世给了村上很大的震动，从那刻起他也开始感觉到日本作家的责任开始向他们这一辈的肩上移动了。
    
  而在新一辈当中隐隐然处于领军位置的村上也被推倒了这样一个境地:无论是社会还是他自己都需要他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等等，他的书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似乎很自然的成为日本社会、民族所需要的。

   这样的感觉其实不难理解，作家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可能具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进行改变的推动能力——于是,还有着随之而来的应负有的社会责任。作家成为某个时期某个民族的精神依托和风向标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托尔斯泰、泰戈尔、雨果、韩愈等等等等。至于在日本，对于作家的自然而然的推崇和信服感，更是直接表现在作家向来就是被用“老师”来进行称呼（当然还有诸如医生、律师也同在此列）。在这一点上，一旦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成为了有影响力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开始思考自己所处的民族与社会，并且希望能够对之产生有益的影响。大江健三郎无疑就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典型（他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似乎更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领奖词）。

   大江曾经批评过村上作品，说白了认为他的作品就是没有达到‘文以载道’的要求，而且这个‘道’是对社会民族具有积极意义的‘道’。然而在村上的《奇鸟行状录》之后，想必先生应当也会觉得欣慰了。在这部作品中，村上终于抛开了他一贯委婉含蓄的立场表达，沿着《去中国的小船》《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等作品里面那些隐隐约约对于日本过往行径的揭露和批评，开始用他罕见的坦率和执着试图解开日本这个民族以及社会，那层繁荣表皮下蒙积着类似劣根性的东西。这部书坦率的讲，并不十分好读，然而单单是主人公终于勇敢的冲破那堵始终横亘在村上作品之中的，介于内外、现实与意识、表层与真我之间的无形之墙，以及他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坦白，表达了自己的类似于政治立场的个人观点，就足以值得好好一读。

  我骨子里不太相信那些‘因为对不住中国人民而羞愧’的谢罪言行，相比之下，那些基于对日本民族自身利益、存续，并且从长远来思考，痛心见到民族社会陷入集体性癫狂和蒙昧，乃至最终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进而所作出的反省和随之而来的，对于无谓的错误举动所造成罪恶所作出的道歉，这才是更真实和更可信的东西。村上更近于后者，他用疏离于日本的眼光分析着这个社会和民族，然而却无时无刻不深深感觉到自己作为日本作家所负有的责任感，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可惜，中国当代可影响力的作家们，有几个有这样的责任感？或者，有责任感的，却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当然，人各不同，正如我也不能说川端的《我在美丽的日本》就是略次一筹了，艺术追求的理念不同罢了，然而，遗憾的感觉终归是不可挥去的。

 ps. 韩寒一句“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B”，实在是有些残忍的揭示了某些现状。

 ps. 附上大江健三郎献给巴金先生的悼词
 
    从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惊悉巴金先生去世的噩耗，在感到深深悲哀的同时，对巴金先生再度产生了巨大的敬意。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为宏大的三部曲。目前，我也完成了自己的三部曲，越发感受到先生的伟大。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着这个典范来回顾自身。我还感受到另一个悲哀，那就是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政治家不断背叛中国人民的善意，我为日本政治家的这种卑劣行径感到羞耻。

   值得叹息

 ——如果说文学已死，村上春树也并没有收到参加葬礼的请柬。

 《倾听村上春树》是一部有趣然而却颇有深度的书。它既适合资深的村上粉丝，也决不会让仅仅读过《挪威的森林》这部异类的读者觉得生涩。它以类似创作年表的方式贯穿描述分析的村上迄今为止的创作，当中不乏一些逸闻趣事和文人雅事。对于仅仅喜欢《挪威的森林》的人来说，兴许这部书能够让让他们了解到那个其实与《挪威的森林》中所表现的风骨迥然不同的村上春树，甚至开始探索或者喜欢上真正村上特点的作品；而对于那些几乎关注村上每一部作品的人来说，似乎能够时不时的或者为所见略同而微笑，或者，为恍然大悟而击节。

  文章开头引用关于‘文学已死’的说法，我觉得实在是很漂亮的回答了那些一直萦绕的，因为其作品的商业成就而引起的对村上向商业妥协的指责。按照杰·鲁宾的看法，村上从来不是故意去迎合商业的市场，而是社会文化或者说所谓时代的变化，势必影响到文学创作本身，而作为成长在这样的环境并且受到特定环境影响浸染的村上，只不过是以他特立独行的个性去书写自己的小说，他并不为处于各种现代化的多媒体的娱乐夹缝间的小说处境而做特别的努力，他只是自然而然的适应了这种现状，并且成功的赋予了小说在当前时代下能够具备的文学的特定的区别于其他各个竞争者的独特魅力，当其他人或许在叹息文学已死的时候，村上恐怕根本就不会这样认为，他在用他自己的理念继续他视之为事业和生命的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难得的成功。

  作者是一位日本文学史的专家，同时也是村上作品的英文译者，而他提到了一段关于翻译的细节也颇让我受益，这样一个细节由于无法在中文译本中体现，应该说直接导致了对全书内涵的理解——《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村上对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个平行世界的主人公‘我’，特意采用了两种表述方法，\’Boku\’和\’Watashi\’，并且巧具匠心的在行文之中，随着情节进行，利用这两个代词在后期的混用，乃至最终的叠和，表现出了书中意图体现的内外世界的迥异和重合的奇异矛盾感。这样的细节我到此时才知道，不得不为之叹服，一向行文散逸的村上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对于把握精巧结构的尝试对他自己而言是如此的空前和成功，无怪乎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认为这是他最杰出的作品。

  总而言之，读过了此书，那个曾经酷酷的村上，或许在你眼里会变成一个对于文学有着真正挚爱的勤劳的笔耕者，他的虔诚和执着，或许也是他能够有突出于同辈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吧？

    早上读<倾听村上春树>时,意外的看到了CyberPunk的有关注释,来到公司,顺手搜了一下,这才理清了概念,终于知道了它的确切概念,记录如下:

    Cyberpunk一词最早出现在布鲁斯·贝斯克1983年11月发表于科幻杂志《Amazing》上的短篇小说《Cyberpunk》。直到1984年12月30日，《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的编辑加德纳·多佐伊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回顾性的文章《新的热点作家》，才将这一类作品称为“Cyberpunk”。 
一般认为，Cyberpunk一词由表示“控制论（Cybernetics）”的Cyber与表示摇滚乐流派的Punk组合而成。有人将其译为“电脑朋克”，但我们看到，这个词覆盖的范围不仅在于计算机领域，还包括控制论、信息论和生物工程等，因此本文简单音译为赛伯朋克。 
在赛伯朋克作家看来，总存在一个系统在统治民众的生活，如强权的政府、家长式管理的公司或是信奉传统基督信仰的人群。这种系统总是依靠某种特定的技术来实现统治，如通过洗脑、假肢、克隆、遗传工程等方式，这种技术会扩展人机合体。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Cyber的含义。 
在任何文化体系中，总有一些人生活在社会边缘。如罪犯、流浪汉、梦想家或只是单纯寻求兴趣爱好的人。赛伯朋克作品关注这些人，通常显示他们是如何把系统的那种统治技术变成他们自己的工具，这便是Punk的含义。这提醒我们，在关注赛伯朋克中计算机/网络的内容时，不能忘记这些作品中具有“Punk”精神的一面。这不是计算机领域的英雄史诗，这是平民的、个人主义的、玩世不恭的个人体验。 
在今天，赛伯朋克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派，同时也指代一种生活哲学、亚文化、某些计算机用户。有人认为，作为科幻小说发展的一个时期，“赛伯朋克”运动已经结束，但其影响将一直延续下去。

时间: Sun Feb 25 15:15:59 2001

 当年初读<<挪威的森林>>,还暗中觉得村上居然写得出这么有性格的东西?那论调,那笔触

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可是当我后来努力寻找他其他作品,看过之后,才惊奇的发现:村上居然会写出<<挪威的

森林>>如此正统的小说?

  不然,你不妨看看<<寻羊冒险>><<象的失踪>><<1973的弹子球>>等等,其怪诞.奇想.

虚幻.以及那往往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时间空间的转换;简直不象在读小说,稍稍走神,就会

有莫名其妙的感觉(除了乔伊斯,伍尔夫\\很久已经没有谁的小说能让我有这种感觉了)

  但妙就妙在虽然如此虚幻,偏偏读起来却让人有一种共鸣.村上春树似乎把他自<<且听风呤>

>中就开始建立的独特的风格与思维,借助这些由他自己创立的并不现实的现实世界,来得

到更为淋漓的发挥,——让自己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行动、心理来体现自己所想表达的

。尽管我已经有点习惯了，但是当我开始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时候，还是被弄得

有点晕了；

  且不说那个一直到最后才让我渐渐明白过来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两个世界间

完全独立的切换描写（实际两者间的隐藏的联系会在作品中一点点显露，当你暗暗有点体会的

时候，你也许激动不已，这时你才会觉得自己掌握了这部作品的钥匙，当时的我可是真正的倒

吸了一口凉气，为村上居然想得出这种构思而暗暗震惊——真的，一点都没夸张）；

  光是独立的看这两个世界吧；“冷酷仙境”——一个类似于科幻未来的世界，加上一些作者

自己创造的名词（“计算士”、符号士云云），就有些难懂了；“世界尽头”——整个一个童话

似的世界，（一个比较让人难受的童话世界）。单独任何一个就够受了，何况加在一起？

  可是当我看过一半后，就彻底被吸引了；

  而主人公那种莫名觉得凄婉的爱情，就在“世界尽头”对于“心”的追求与放弃的挣扎；

；“冷酷仙境”默默等待转入所谓“永恒的生”（“就理解力来说，我更愿意称之为‘死’

去’……　”）中，得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科幻、言情、侦破、童话、哲学、心理、……揉成一锅，这才会有〈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奇特魅

力，一种类似看破世情，堪透生死的感觉，会在你掩卷之后涌上心头——这点往往是有人批评村上时

说的，但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他作品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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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 里 挑 燈 看 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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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 笑 书 亭 <10.12.13.66>                                                                                       

◆ From: 10.111.41.134